作为一枚“老母亲”,我能像清华副教授刘瑜那样,接受臭蛋(我家那位18岁骚年)是个普通孩子的现实,也不介意他成长为世俗意义上的普通人,但我绝不接受以“普通人”为盾牌而不作努力。
一位清华大学副教授,作了一场关于教育的演讲,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位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题目很“端庄”,但到了网上,标题被改成了《清华教授某某:我的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清华教授”与“普通孩子”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势不可挡”带来的震撼的画面感,让文章瞬间成为爆款。其实,刘教授只是以一名家长的视角,讨论了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和成功焦虑,对“踩踏式的竞争”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表明了自己作为家长的态度:放下“更高、更快、更多”的竞赛执念,让孩子从“奋力成为普通人”开始,去勇敢试错,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从而母子共同获得一种自由。
但大家纷纷批评教授:你和你先生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你们的孩子可以上清华大学的附属幼儿园、附小、附中,咱孩子能上不?你这不是“凡尔赛”吗?
还有更激烈的观点:不要相信这些心灵鸡汤,他们不是让你真的看开,是让你认命!
仔细咂摸这些批评意见,能感觉到,在这些话语中,情绪已经占了上风,“普通人”成了很多人表达对阶层固化的愤怒与不满的宣泄口。所以,教育问题从来不只是教育的问题。
作为一枚18岁骚年的“老母亲”,一个真的很普通的孩子的妈妈,我想来说几句。
清华教授将当下由教育焦虑引发的激烈竞争称之为教育的“*备竞赛”。她说:教育“*备竞赛”正在让所有人疲惫不堪,带来了诸多恶果——对无数职业女性的伤害,让妈妈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对家庭关系的伤害,“不谈功课,母慈子孝;一谈功课,鸡飞狗跳”;对教育公平的伤害,说到底,比拼的,还是父母的财力。搞“*备竞赛”的后果大家都知道,再大的国家,也能被搞垮。所以,用“*备竞赛”来比喻这种教育上的竞争,其实已经对竞赛的性质和结果下了定论。但这个定论是否有有待商榷之处?我有个朋友是复旦的教授,和众多普通家长一样,他也有着育儿焦虑。他说,教育就像去电影院看电影,本来大家看得好好的,可偏偏有人要站起来看,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站起来还不够,有人又踮起了脚尖,最后还有人站到了座椅上。最终,整个电影院乱套了。他这个比喻一开始很打动我,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哪里不对劲。有两个问题:第一,电影院的座位都是剧院式设计的,如果大家都好好坐着,前排是不会挡着后排的,但座位有好有坏,谁来决定谁该坐什么位置?第二,前排观影者坐着也能够看到屏幕,他们为什么要站起来?相对而言,后排观影者更有站起来的动力。他们不仅要站起来,最好还能挤到前面来,最好还能和前排观众换位置。这才引发了混乱。这样的“混乱”好不好?虽然用“混乱”一词很容易让大家感到不安,但一个社会到底是“死水一潭”好呢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混乱”好?如果没有“后排”的企业站起来,挤掉“前排”企业的位置,市场如何实现优胜劣汰?产业如何升级换代?经济能有活力吗?如果没有后来者向前行者发起挑战,我们的科学技术会持续发展吗?人类社会会持续进步吗?“混乱”中有欲望、激情、勇气和创新。没有这样的竞争的话,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谁来分配座位?哪些人、凭什么,可以一直舒舒服服地坐前排位置?大众之所以怼清华教授,多半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们不认为教授女儿真如教授所说,是个普通孩子,因为孩子的家庭出身已经让她占据了前排位置。这个时候,孩子的母亲还对着后排喊“大家各就各位不要挤”,自然就招骂了。既然大家都在慨叹“寒门再难出贵子”,越来越感受到阶层固化所带来的社会活力的缺失,那我们就应该欢迎这样的“混乱”。这是社会有机体的生命活力,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生命活力,那我们的世界便真如科幻小说《北京折叠》里所描述的那样,各阶层之间不仅泾渭分明,连时间、空间都是分配好且彼此隔离的。说到《北京折叠》,针对清华教授的演讲,小说作者也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表了一篇响应文章,标题是《内卷、凡尔赛、“普通孩子”——你没看清的是什么》。文章完美展现了这位理科高材生作家的严谨与科学,引用大量数据,论证优秀孩子的产出比是非常低的,进而呼吁大家要“甘于”去培养能把蛋糕做大的“普通孩子”。可是,能把蛋糕做大的“普通孩子”更不普通啊,举国上下喊了那么多年的创新,真正能实现“从0到1”创新的,能不去抢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甚至创造出一个新蛋糕来的人,屈指可数。这样的“普通”,何止是不普通?而是人才、天才啊。所以,我能像清华教授那样,接受臭蛋(我家那位18岁骚年)是个普通孩子的现实,也不介意他成长为世俗意义上的普通人,但我不接受这种貌似佛系的育儿观,更不会接受这位教授所说的“懒汉对社会也是有贡献”的观点。因为,我不接受一个不努力的孩子。我能接受“普通孩子”的观点是因为,普通孩子对应的是天才儿童,而我,并不愿意我的臭蛋是天才儿童。首先,天才少之又少的。关于这点,我这个没学过概率学的文科女,也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人重要的是认清现实。其次,世上当然有幸福的天才,但我不得不说,天才不幸福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很多。与孤僻、偏执或许还自闭的天才儿童比起来,我更愿意我的臭蛋是身心健康的普通孩子。但是,做普通孩子不等于放弃努力。事实上,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上的优秀人物,大多是普通人,就智商而言,和你我差不多。但他们努力的程度一定是超过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不仅是努力,还有那种抗压、抗挫折能力。因为臭蛋打网球的缘故,我对网球比赛、网球明星也有所了解。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俗称小德)和英国的穆雷年龄相近,差不多时间出道,而且他们从11岁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在一起受训的。时至今日,在全球四大网球赛事上,已经很少看得到穆雷的身影了,但小德依然风光无限。两人的技术水准相差并不多,但从小德和穆雷对阵的几场比赛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穆雷的心理素质远不如小德。他扛不住压力,很容易崩溃。而小德,哪怕球赛胶着数小时之久,依然稳得住,有一股永不言弃的精神。我和臭蛋都读过小德的传记,他这种强大的心理是从小练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他最初几年是在炮火中练球的。我对臭蛋的要求不是成为天才,天才也是无法“成为”的,而是成为一个努力的人。当他没有在钢琴方面表现出天分和兴趣时,我带着他放弃了。但当他显露出对机器人的浓厚兴趣时,我对他一直唠叨的是:如果是真喜欢,就要拿出行动来。真爱不是嘴上说说的,而要为之沉迷、为之奋斗、为之付出。如果臭蛋喜欢的不是机器人,而是烤面包,只要他能用行动来证明这是他的真爱,我也会支持他。我想,大家在孩子普通不普通的问题上如此纠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弹钢琴、摆弄机器人是不普通的,烤面包是普通的。但我认为:弹钢琴和烤面包都可以做到“不普通”;你可以选择弹钢琴,也可以选择烤面包,但无论做什么,都一定要认真、努力。我这么说,不是唱高调,而是非常现实地、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功利地在考量如何让孩子做一个“不普通”的普通人。正如清华教授所说,光是一个北京城,就有数百万孩子在学钢琴,其中能出几个郎朗?何必让自己的孩子在他不擅长的领域里痛苦地陪跑?如果孩子能把面包烤到最好,为何不让他去烤呢?每一种技能,一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总之,我接受孩子选择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方向去发展,只是要求孩子在这个看似普通的方向上努力做到最好,而不是真的放弃努力,去做个无所事事的普通人。父母的责任在于,如何引导孩子,让孩子的才能、兴趣与努力方向在一条线上。这样,孩子才可以努力但享受地去做他有潜力能做好的事。而不是明明不擅长,只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很高大上,满足了家长的虚荣心,或者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就逼着孩子也往这个方向发展。这么做的结果,如清华教授所说,最受伤害的将是孩子。当下,青少年抑郁症、焦虑症很普遍,自杀的低龄化趋势非常严重,据说每5位中学生就有1位曾经考虑过自杀。做家长的,千万不要在孩子跳楼之后,才领悟到欲求一个普通孩子而不得的痛苦。今天的孩子们,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能干,竞争自然也越来越激烈。如果你真的想让孩子有美好的明天,做家长的一定要有智慧和远见,要在充分了解自己孩子才能、兴趣的前提下,帮助孩子选择一条“剑走偏锋”的路。我有个高中同学,她女儿从小学画画,画得还不错,但很难说才华横溢。在申请大学选择专业前,同学来咨询我。我当时正好接触到上海油画雕塑院油画修复工作室的两位专家。两位老师都快要退休了,他们告诉我,不仅是整个油雕院,就是整个上海,油画修复都是后继无人;在全中国范围内也找不出几个能修复油画并修复得好的人。这两位老师当年之所以学习油画修复,也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刘海粟美术馆接收了一批刘海粟先生生前捐赠的作品,但这批作品一方面因为油彩质量不好,另一方面因为文革期间“东躲西藏”而未能得到妥善保管,以致损毁严重。大部分作品都变灰暗了,一部分作品还龟裂了。刘海粟美术馆工作人员只好把这些受损油画小心地用牛皮纸包好,存放在库房里,然后满世界寻找能够修复的人。最终从卢浮宫找到了专业修复师,但费用高得惊人,修复师从离开法国来中国的那一刻开始,按小时向刘海粟美术馆收费。油画修复是件耗时费力的事,这么高的收费,美术馆是承受不了的,且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上海为了抢救刘海粟的这批油画,决定作为抢救文化遗产项目,*府拨款从美国引进专业修复设备,让上海油画雕塑院来开设油画修复工作室,两位老师就这样半路出家研习起了油画修复。他们前后共修复了约幅刘海粟油画,花了足足5年多时光。两位老师告诉我,油画修复专业人才紧缺,自身会画画的人如果学习修复的话,更有优势,就业前景十分看好。在我看来,那么多孩子学绘画,能够成名成家的少之又少,为何不让学过画画的孩子去学修复呢?掌握一门冷门技艺,难道不比在拥挤的赛道上被裹挟着继续跑下去好吗?我曾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讲师埃米·威尔金森聊天,她为了写作《创新者的密码》一书,耗时5年,做了数百次访谈,从SpaceX、Airbnb、UnderArmour、Yelp、Zipcar、Yammer、InSTEDD等公司创始人身上,寻找创新密码。当我问她最大的心得是什么时,她把位创新企业家的经验浓缩成了一句话:Betheonlyone.可是,我的同学最终没有听取我的建议,还是让女儿选了流行的设计专业。前面说的是努力的方向问题,接下来说说努力的方法问题。在清华教授的文章里,说到了当下教育“*备竞赛”的两大策略:学历越高越好,技能越多越好。她对两大策略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学历越来越高、技能越学越多,造成了无限的恶性竞争。我不急于要臭蛋工作挣钱,而更愿意他有足够的从容,在大学校园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希望他的本科生涯,是在享受求知的乐趣中度过的;希望大学给他的是通识教育,而不是技能培训。他完全可以在研究生阶段再确定具体的发展方向。但我又为什么不要求他一定读博士呢?因为我觉得不是谁都有能力读博士的,没有读博士的能力而非要去读博士,那是为难孩子。清华教授的文章里提到了前段时间自杀身亡的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这位研究生在临死前留下了一封遗书,说明了自己自杀的原因:因为做实验失败,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清华教授质问:为什么他宁愿自杀,也不选择退学、休学?我大胆猜测教授的话外音是:一定是父母出于面子观念,不允许他退学、休学;或者因为父母一贯的立场和教育态度,使得这个学生连退学、休学的念头都没有过,更别说有勇气向父母提出来了。但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学历问题,而是这个学生处理危机的能力与他和父母的沟通模式是有问题的。事件背后有太多我们未能了解的情况。比如,这个学生所读专业是否是他所爱与所擅长的?如果不是,当初是如何选专业的?有没有想过转专业?他之前可曾遇到过挫折,他对待挫折的经验是怎样的?在他情绪出现危机的时候,他自己意识到了吗?可曾向父母、师长、同学或专业机构求助过?等等。总之,情况复杂,一笔账不能都算在家长对高学历的执念上。巧的是,如今被认为是通才、奇才的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曾在《剧变》一书中披露自己遭遇的一次严重的个人危机。戴蒙德在波士顿长大,父亲是哈佛大学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和教师。他从小优秀,受投身于医学的父亲的影响,再加上愉快、顺利的本科阶段,他决定往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发展。年,21岁的雷蒙德进入当时生理学专业排名数一数二的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但他很快发现,剑桥的学业很难。他的导师是位出色的生理学家,正准备研究电鳗中电流的产生。导师让雷蒙德设计实验所需的设备,可是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一个研究电鳗细胞膜的容器,更不用说还包括电力这么复杂的东西了。导师发现他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后,把他转到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让他自己想个研究项目。雷蒙德努力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菜鸟级的项目,但哪怕是这样的项目,他也没有做成功。怎么办?雷德蒙人生第一次对自己是否要继续从事科研产生了动摇。他想退学,去做翻译。但是,当他和父母坐在一起长谈时,他的父亲既没有对他施压,也没有支持他退学,而是建议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到剑桥,再读半年,半年后再来决定是继续做科研还是退学去做翻译。如果没有这半年,今天就不会有戴蒙德这位优秀的生理学教授了。而且,他之后还在地理、历史、生物等其他学科有所建树。社会进步的成果之一,就是让更多人可以接受更高的教育;一个家庭但凡条件允许,也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所以,我不认为追求高学历有什么错,前提是孩子在学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清华教授的文章里提到了硅谷投资家彼得·蒂尔,他是现象级图书《从0到1》的作者,提倡突破式创新。我和这位创投家也有过接触。当我问他“‘从0到1’的创新到底在哪里”时,他回答我,“肯定不在这本书里,因为,如果我有一个这么棒的点子,我就不会写进书里让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现实,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北京折叠》的作者说她“更关心孩子有没有给世界创造机会的能力”时,我真的要说,这不是在给孩子减负,而是对孩子提出了更高且高得多的要求。彼得·蒂尔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有很多特立独行的行为,但他最引发争议的行为可能就是创立“20Under20”基金了。这个基金每年在全美选出20个20岁以下的青年,给他们每人20万美元,在两年时间里支持他们辍学创业。彼得·蒂尔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是比互联网泡沫更严重的地方。他把大学管理者比作次贷经纪人,把负债累累的大学生称作是发达国家的最后一批受契约束缚的工人,即使宣布破产也无法获得自由。受这个基金资助的人中有以太坊的创始人Vitalik等,但从未见媒体报道基金成立以来,那些接受资助但最后创新没有成功的辍学者后来都怎么样了。哪怕是从全美甄选出来的最聪明最富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创新成功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认为,在一个人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尽可能多读书、多接受教育总是好的,可以让他更有发展后劲。而且,为什么要把上学和创新对立起来呢?大学是思想、信息激荡交汇之处,也许更能激发创新灵感呢?彼得·蒂尔也是埃米·威尔金森的采访对象。在与埃米·威尔金森聊天时,我问她对“20Under20”基金的看法。她是这么回答我的,“不管怎样,彼得·蒂尔自己完成了学业,不仅是本科学业,而且是斯坦福法学院的博士学业。”这就很有意思至于技能越多越好,我想说,这倒真的是父母的一个毫无策略和章法的糊涂打法,除了把孩子逼上崩溃边缘,实无一点好处。只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稍有了解,就不难发现,许多工作在看得见的未来都将被取代。这其中就包括写代码,也即码农的工作。但不会被取代的是设计算法的人,是建立模型的人。因为,这些工作的背后,不是技能,是逻辑,是思想。我支持学历越高越好,反对技能越多越好,看似两者是矛盾的,实则不然。学历越高越好,是让你学到更多的跨界知识,培养更宽广的视野、更独立的思辨能力,发展更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而技能,是工具性的。好比傻瓜相机的出现,让照相店的摄影技师的岗位不复存在。但是,好的摄影师,在今天依然可遇不可求。所以,重要的不是技能,因为技能可以被机器取代,但无法被取代的是机器背后的脑袋。学习是为了拥有一颗不会被机器取代的脑袋,学习是为了习得一种学习的能力。最后想说,想要通过接受一个普通孩子来消灭这场教育“*备竞赛”,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未必是有益社会的。也许更实际的行动是呼吁大家好好想想竞赛的目标和方向,如何使之从恶性竞争转为更为良性的竞争,从而让每一个普通孩子都变得不那么普通。有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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