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龙无尺水无以升天
古代人民要求拉制降水量的强烈愿望，为什么不寄托于其它动物，偏偏要投注到这种被称之为“龙”的动物身上呢?会不会是跟这种动物本身的特殊习性有关呢?
如果说神龙之谜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的谜案，那么，龙的飞行方式更是谜中之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孔子所言：“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连孔老夫子都感到难解个中奥秘，无怪乎千百年来人们要将龙奉若神明了。
其实，鱼类也不是绝对不能飞行。在热带或亚热带海洋上航行时，常可看见一种会离水飞跃的鱼——飞鱼。它长着一对宽大的胸鳍，伸展开来就像鸟儿的双翅一样。飞鱼起飞前，先由尾部在水里急剧摆动，达到极高速度，然后跃出水面，张开翼状胸鳍，身体保持静止状态，在空中滑翔飞行。这种有着独特本领的暖水鱼类，一般能够在离水面4?5米的空中飞行米左右，倘若遇上顺风的帮助，还可飞得更高更远。《山海经·两山经》上曾提到过一种“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的文鳐鱼，即为产于我国沿海的飞鱼。
龙的飞行方式较之飞鱼，还要来得更加神奇。飞鱼的滑翔，从本质上看，仍未超越“有翼而飞”的定义,只不过用鱼鳍勉强替代了鸟翼而已。龙则不然。龙不仅能从水里腾向空中，并且能在陆地上直接起飞。虽然《广雅》上说过，有一种长翅膀的龙叫做“应龙”，可是据我目前已经掌握的史籍资枓，还无法证明有人确曾看见过这种“应龙”。相反，坠落在陆地上的龙，都是没有翅膀的，其中大部分仍然能够重新飞起来。无翼而天飞，这是一个最令人惊诧的现象。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勾起人们无穷的联想，就足以把这种动物抬举到尽善尽美的高度。
那么，龙究竟是凭借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才飞腾起来的呢？
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慎子·威德》）
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成雨奉之。（《淮南子·说林训》）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囯志·吴志?周瑜传》）
鸿鸾之凌虚者，六翮之力也；渊虬之天飞者，云雾之阶也。（《抱朴子?贵贤》）
应龙未起时，乃在渊底藏。非云足不蹈，举则冲天翔。（张正见《应龙篇》）
龙乘云雨而飞腾，历来是家喻户晓的常识。可适，自从近代科学输入中国以后，知识界中几乎没有人相信世上会有腾云驾雾的龙。这到底是科学战胜了迷信呢，还是偏见掩盖了真相?
天上变幻不定的云彩，自古以来便是启发诗人灵感的源泉；云雾僚绕，烟霭弥漫，则往往成了一切神秘境界的不可或缺的点缀。曹植在《吹云赞》中写道：“天地变化，是生神物。吹云吐润，浮气蓊郁。”这是文学家的歌咏，而不是科学家的述评。倘若我们将云雾仅仅看作是一种跟降水有关联的大气现象，那么，“神物”其实一点儿也不神。
云，大泽之润气也。（《太平卿览》卷八引《说文》）。
腾水上溢，故为雾。（《初学记》卷二引《庄子》）。
雨，水从云下也。（《释名，释天》）。
古人的这些直观认识,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仍然是相当正确的。地面的湿润空气升至高处，遇冷而凝结成无数细微水滴，成团浮游空中、即为云。当云里的小水滴不断碰撞、合并，增大到上升气流已无力支持的时候，就下降成为雨。雾实则也是一种云，不过是近地面的云罢了。我们走入雾中，便可以体会到在云中是什么感觉了。那里面的空气很潮湿。唐人张旭《山行留客》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正是自然实景的生动写照。
我们既已明白云雾乃是水的气态表现，那就不难理解龙的飞行方式的特殊性质。腾云驾雾也罢,挟风裏雨也罢，所揭示的无非是同一个事实：龙的飞腾离不开水的助力；它惯于在潮湿的空气中活动，而在它出现的地方，也往往容易产生较多的水雾。孔颖达《周易正义》中说的“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本是真正的大实话,可惜被我们当作“迷信”而忽略了。
我猜想，这种能够借水腾跃的两栖动物，会不会是从某种原始的喷水鱼进化而来的呢？
在生物学方面，也许我表现得相当幼稚，难免会贻笑大方。可是，利用喷水作为推进力，乃是生物界实有的情形，并非出于我个人的杜撰。且不说许多龟类皆依靠鳃裂喷水来加快游速，我们仅举生活在海洋中的乌贼为例。乌贼是属于头足纲的软体动物，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器官可以替代羽翼，按理说是不可能在空中飞行的。然而，大自然所创造的奇迹，常在人类的意料之外。年，一艘日本渔船在海上航行时，遇到一只主躯长达6米的大王乌贼从空而坠，猛一下就把渔船压沉了。乌贼怎么会突然之间变成了“飞将*自重霄入”呢？这奥秘就在于，乌贼能把海水吸入外套腔里，然后靠肌肉收缩，将水从漏斗管中猛烈喷出，利用水流的反作用，使身体飞速地向后退去。可别小看了这股喷射力，它足以使乌贼像火箭般从深海跃入空中，在离水面7?10米的高处，水平飞行达50米以上。
依据古籍所提供的来自目击者的描述，龙的飞行起动方式，较之乌贼更为复杂，并且飞行的距离也更远。它似乎有一项特殊的技能，可利用喷水造成上升气流，或转化为某种电能。尽管我的能力有限。目前无法详细解释龙的飞行机制，但我深信弗兰西斯?培根说的：“在自然的胎宫中还贮有许多极其有用的秘密东四。与现在已知的任何东西都不贴近，也无可比拟。”我们总是以人类能够制造工具而自诩。然而，只要怀着谦逊的态度去看一看千奇百怪的大自然，我们便不得不承认：那些目前尚不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其自身器官的发达与完善程度。是我们人类所望尘莫及的。
科学家发现，北极熊身上的毛能够吸收日光，并把光能汇集到黑色的表皮上转化成热能，皮下的血液再将热能输送到全身，其原理如同太阳能换热器，而且效率更高；蝙蝠在黑暗中来回捕捉昆虫，其准确性令人叹为观止。原来它是运用人耳听不见的超声波来测定目标的，美洲白股蝠能在1秒钟内发射和接收组超声波，有一种菊头蝠甚至可以分辨出直径为0，05毫米的细线；最早的伏打电池是以电鳐、电鳗的电器官为模型而设计出来的，这种电器官由许多叫做“电板”的盘形细胞组成。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可将神经能转变力电能，产于南美洲河流中的电鳗放电时电压高达伏，几乎能击毙渡河的牛、马；至于擅长使用化学武器的昆虫则比比皆是。生活在肯尼亚的一种大个臭甲虫。当它感到亟需自卫时，腺体内储藏的化学物质立刻发生爆炸式反应，随即释放出大量能量，还能形成一种气体，其温度高达摄氏度。由此可见，对包括电能在内的各种自然力的巧妙运用，早已不是我们人类的特权。亿万年的生物进化过程，本身就是最具天才的设计师。我们既然已经在其它动物身上发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太阳能换热器”、“超声波定位仪”、“活体发电机”和“快速化学弹”，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龙的体内同样也可能存在着某种高性能的“喷水发动机”或“电力推进器”呢？
诚然,现实的龙和神话的龙之间，毕竟是有相当距离的。民间故事总喜欢渲染龙的神通广大：上天入海，无所不能；千里万里，来去自如。所谓“言必鹏运，气靡鸿渐”，作为文学上的夸饰手段，自有其审美价值，此理固明，无须赘言。实际的情形却是，龙在陆地上是很不自由的，它的飞行方式又存在着天然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成语“龙腾虎跃”中的那个“腾”字，下得非常贴切，点明了龙飞与鸟飞的本质差别。《潜确类书》卷三六引录《江河纪闻》的一则记载，有助于我们澄淸千百年来笼罩在此问题上的疑雾：
五河口有潭渊深，相传有龙蛰焉。每春夏之交，洪流冲击，荡民田庐。至元平江南后，淮旱，绵亘数百里皆涸，独此潭如常；探汲者众，遂亦涸。潭角有窍，人竞窥之，見有物如黑犬，蟠旋其中。众怒为害，竞投以锹鑱铁具，龙含水一噴，云气上腾。乘云冲空，向西南去。一老者曰:“此非龙，乃蛟也。得水只能一跃，跃只能二里，再得水复然。若遇陆地，则困矣，”众竞奔西南索之，约二十里许，果蜿蜒陆地，长丈余，乃屠之。其地在县东二里，即五河交会处。
所谓“五河口”，位于今安徽五河县以东，乃是淮、漴、浍、沱、潼五条河流的交汇之处。此事又见于光绪《重修五河县志》卷十九，文字上稍有差异。如“得水只能一跃，跃只能二里”。《五河县志》作“得水一跃可十数里，水尽则止”。据《五河县志》所载，此事发生的确切年份为至元十六年（年），是年淮水流域大旱。有关五河县乡民击毙怪兽的事件，其中有两点内容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其一，确有一种罕见的水生动物，能够借助喷水而向空中飞腾，云气弥漫往往就虽它喷水造成的现象。关于这种动物的外形，文中缺少具体描绘，从“蜿蜒陆地”（《五河县志》作“堕地蜿蜒”）一语来看，颇似其他古籍中屡屡提到的“堕龙”。至于那位老者说是“蛟”，这一判断显然有误。因为蛟不能飞腾，善于飞腾者龙也。
其二，龙的飞行距离是有限度的，但作为一种没有翅膀的动物，凌空一跃即可冲出一二十里，确也称得上卓尔不凡了。关键的问题是石能脱离水。只要能够得到水分的补充，它可以连续腾跃多次。“若遇陆地，则困矣”，恰好验证了《管子》一书对这种动物所下的判语：“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
我不由得因此而想到了《周易?乾卦》中的一条爻辞：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以往的注家大多释“惑”为疑惑，释“或跃在渊”为在渊中欲跃而未跃之势。孔颖达《周易正义》可作这方而的代表。
或，疑也；跃，跳跃也。言九四阳气渐进，似若龙体欲飞。犹疑或也，跃于在渊，未即飞也。
这种传统的解释，显然没有注意到龙的运动持点，偏离了实际情形，因而是不正确的。“或”在这里作指示代词，并不通“惑”。类似这样的句法，常见于西周时代的作品中，如《诗?小雅?鹤鸣》：“龟潜在渊，或在于渚。”“鱼在于渚，或潜在渊”。试比较“或跃在渊”，何其相似乃尔！爻辞“或跃在渊，无咎”，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有时腾跃起而坠落在深水中，没有灾患”。龙一旦腾起，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或跃在陆”，二是“或跃在渊”。坠落在陆地上，事情就有点麻烦，有时会连续儿天都飞不起来；而坠落到深水里，比如唐代元和七年发生在桐城县境内的事件，两条龙从一个池塘中跃起，飞行了六里路，又坠入另一个池塘。那正是得其所哉，当然可以“无咎”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去读高亨先生对该条爻辞所作的阐释便会感到胸中豁然：
龙本是水中动物。龙跃于渊，得其所之象。人得其所，可以无咎，故曰或跃在渊，无咎。（《周易古经今注》卷一）
也许人们从未想到过，《周易·乾卦》中的爻辞，居然可以通过对某种动物的追寻而获得更加准确的解释。对于这种未明的动物，我目前所知甚少，因而还无法解释另外两条爻辞，即“亢龙，有悔”和“见群龙无岸，吉”。然而我确信，我们今天感到弄不明白的某些事物，在古时候曾经是相当清晰的。至少在《周易》爻辞初创的年代，居民们见到龙的机会还较多，故而对这种动物的直观印象也较深。《周易》固然是一本讲迷信的书，但乾卦中的那组描述龙的文字，却和其它卦爻中的“羝羊触藩”、“鸿渐于干”一样，都是利用实际生活中的动物形象来作比喻，既不是臆造，也不是迷信。
东汉的王充，可说是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批判神龙迷信的人。然而，只要认真读一读他的《论衡》，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王充只是反驳了附会在龙之上的各种诡异传说，他既没有否定龙作为一种动物的客观存在，也没有否定龙能够驾云飞腾的基本事实。《论衡·龙虚篇》中说:“龙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无其官，又无董父、后刘之人，故潜藏伏匿，出见希疏，出又乘云，与人殊路，人谓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则龙，牛之类也，何神之有？”王充按照自己的理解，阐说了龙随云雨起飞的过程：“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云高，云消复降。”他甚至明确地把龙看作是鱼的同类：“鱼在水中，亦随云雨蜚，而乘云雨非升天也。龙，鱼之类也，其乘雷电犹鱼之飞也。”我并不认为王充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在神龙问题上没冇采取彻底否定的做法，这或许是一种较为明智的态度，因为关于龙的自然常识有其不容轻易否定的价值。
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也曾犯过一个小小的错误，并且流布千年，至今尚未得到纠正。这个错误对于整部《论衡》来说，不过“若邓林之枯枝”，但因为它与本章讨论的主题大有关系，所以不能不郑重地指出来。
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又曰升天，义言尺木，谓龙从木中升天也。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也。见雷电发时，龙随而起，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论衡·龙虛篇》）
所谓“短书”，指当时流行的小说杂记之类。王充看到过一卷“短书”，那上面写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龙之升腾须要凭借“尺木”，这种说法既新奇又费解。于是，王充凭他自己的揣度，联系雷电击树的自然现象，试图给予“尺木”一说以合乎理性的解释。那么，他的解释究竟对不对呢？
清代考据学家俞正燮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文字上有错讹。“尺木”应当为“尺水”：
《道藏·正一部·意林》载桓谭《新论》云：“龙无尺水，无以升天。圣人无尺土，无以王天下。”“尺水”言其少，以喻尺土。《初学记》载赵煜《献帝春秋》云：“孙策出教曰：龙欲腾翥，先阶尺水者也。”今本《吴志·大史慈传》注引《江表传》孙策教，误作“尺木”梁沈约《华阳陶先生登楼不下诗》云：“侧闻上士说，尺水乃腾霄。云軿不輾地，仙居多丽谯。”亦言所居不同，龙必近水；今亦误作“尺木”。唐许敬宗《鄂公碑》云：“翠虬腾骧，必先阶于尺水。”亦作“木”。按《论衡?龙虚篇》云：“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谓龙从木中升天。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见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是汉时已有树木之说。《酉阳杂俎》云:“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尺木，龙头上如博山形。”此乃遒书鄙论。龙额上自有高骨，岂得名为“尺木”！古书之“水”改为“木”，由一孔之人因谬说改之（《癸巳类稿》卷七）
现代学者刘盼遂不同意俞氏的看法。他认为，《论衡》作“尺木”并没有错，《新论》作“尺水”倒是真止的讹误：
盼遂案：桓谭《新论》：“龙无尺水，无以升天。圣人无尺土，无以王天下。”仲任所谓“短书”斥此也。惟“尺木”，《新论》作“尺水”，应据《论衡》改正。《三国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孙策教曰，“龙欲腾翥，先阶尺木者也。”亦作“尺木”。近年洛阳出土隋《杨畅墓志钱》词曰：“诞此哲人，奇峰特秀。尺木既升，增峤增构。”此文殆用龙升尺木之事，石刻确是“木”而非“水”，不若写本印本之易误。又唐《嶲州邛都泰张客墓志铭》云：“飞谣海甸，宣才江澳。雅*清夷，仁风肃穆。英英君子，鸾凤其族。长逾千里，微班尺木。”考此铭以木与澳、穆、族为韵，其不作“尺水”甚显，明作“水”为误，《酉阳杂俎》云：“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尺木，龙头上如博山形。”是段氏亦作“尺木”，明作“水”者乃误字耳。俞理初《癸已类稿》谓《论衡》“尺木”为“水”之误，然又云：“当雷电击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是《论衡》作“尺木”明矣。俞据误本《初学记》为证，失之。（《论衡集解》卷六）
俞、刘两家，各有所据。假如龙只是一种幻想出来的怪物，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对应物可言，那么，这场笔墨官司的结果恐怕就很难裁定了。打个比方说吧，你说鬼的头上有两个肉角，我说鬼的头上只有一个肉角，彼此间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到头来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然而，正如我在前文所反复论证的，说龙非同画鬼，龙是自然界中实际存在过的动物，古人有关龙的传说和议论是以某种生物经验为依据的。客观既已存在的对应物，无疑是最具权威的裁判者，在古籍校勘学上亦当如此。龙之升腾究竟凭借什么，是凭惜“尺木”还是凭借“尺水”，只要去去看一看本书第二章中列举的大量记载，尤其是那些关于“堕龙”的现场描述，岂不就一清二楚了嘛！
尽管亿万年的独特演化，使龙的某些器官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可是归根结底，它还是离不开对水的依附。《聊斋志异》所记载的北直界堕龙，就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明：这条龙在浅浅的水洼中转侧翻腾，终因水量太少，腾起后又坠下，无法离开原地：直等到三天后，才仰仗着一阵大雨而飞走。对于龙的这一特性，《江河纪闻》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得水只能一跃，再得水复然。”不独史书记载言之凿凿，即使是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民间传说故事，也不时透露出龙无水便不能腾跃的经验之谈。例如，曾在浙江省杭州、萧山一带流传的题为《乌龙》的故事中说，有个名叫喜儿的男孩，误吞了一颗龙珠，自己变成了一条龙，可是还飞不起来：
龙要有水才能飞腾呀！喜儿把头伏到砚瓦里，舔去刚才磨的一洼墨水，马上变成一条浑身墨黑的乌龙，哗啦啦一声响,冲出房屋，腾空飞了起来。
又如，流传于吉林省扶余市新民乡的题为《大龙坑》的故事中说。有一年夏季闹干旱，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坠陷在村北草甸子的大坑里，尾巴无力地摆动着，全屯的人都来看蹊跷：
还是刘老汉见多识广，他说：“这是一条龙，从天上掉下来困住了。鱼离了水活不成，龙被困在这里再有能耐也施展不开。我们只有把它救出这坑，它才能行雨。”有人赶忙问：“那用什么法才能救出它呢？这么大，拉不动，拽不出。”刘老汉说：“有法，龙靠吸水能上天，如果我们把坑里的水填足，它就能出坑。大家快往坑里填水吧！”
无论是质朴严谨的历史记载，或者是纷华绚丽的传说故事，都显示了相同的结论：“龙无尺水，无以升天”，是有其客观依据的，是合乎古代的生物学常识的，而“尺木”一说则明显属于违背实情的无稽之谈。诚然，倘若仅仅局限于书面（包括碑刻）的例证，那么，自东汉以来，言“尺木”者似乎占了大多数，只有少量书籍，如桓谭《新论》、赵煜《献帝春秋》，还保留着“尺水”的字样。可是我们应当知道，对于古籍校勘学来说，“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万万不可采用的。在古书流传的过程中，常可见到这样的情形：某些因传抄、翻刻而造成的文字夺误，有时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夺误，在一个时期内可以蒙过大多数人，包括那些知名度甚高的学者。我在这里仅举一例。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记载：
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虽然罗大经和杨万里几乎是同时代人，我对这一记载的可靠性仍持怀疑态度。干宝并不是一个生僻的人名。今天具备中等以上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干宝乃是魏晋志怪小说杰构《搜神记》的作者。以杨万里那样学富五车的宋儒，怎么会浅陋到连干宝的“干”字都念白了呢？我的这个疑问，后来在翻阅《四部丛刊三编》中的影宋本《太平御览》时，终于找到了比较可信的解答。这部宋版的大型类书，是庆元五年（年）在成都雕印的。其年，正值杨诚斋72岁。蜀刊本《太平御览》可称校刻俱佳，其讹误比起后世通行的本子来要少得多。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在这部现存九百四十五卷的蜀刊残本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9处提到干宝的名字，除5例外，其余全都错刻成了“于宝”！由此可见，在杨万里生活的时代，流行书籍中误“干宝”为“于宝”者，曾经是十分普遍的通病。只有个别书籍，如那位小吏取来的韵书，尚保留着正确的写法。扬万里正是读了当时通行的误本而上当受骗的。
从“杨万里不识干宝”的轶闻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王充当年可能有着同样的失察。古书中最初误写“尺水”为“尺木”，是由十字形相近而导致混淆，并非如俞氏所说“由一孔之人因谬说改之”本来，一部书经过多次传抄，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舛误,是很难避免的。在这些舛误中间，因字形相似而产生的错讹，又占了很大比重。《抱朴子?遐览》引谚语“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说的正是此类现象。“干”误为“于”，“水”误为“木”，均在其列。王充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批判家，但有时未免疏于考证而流于轻率。他自己明明在《论衡·道虚篇》中说过：“龙起云雨，因乘而行；云散雨止，降复入渊。”在《须颂篇》中又说：“龙无云雨，不能参天。”云雨不就是水嘛！王充当时若肯多费点功夫。仔细地辨析一下，或许就能察觉他所读过的那卷“短书”文字上有错讹，从而也就可以免去那一通完全不着边际的议论了。大约是后来人觉得“龙从木中升天”的说法过于牵强，于是自唐代以后，“尺木”又被诠释成了龙头上的一块凸起物。这是讹以承讹，谬上加谬，同样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我们正不妨以此为窗口，来窥探一下古人称龙为司雨之神的玄机所在。虽说龙王庙的大量修建是在佛教东渐以后，但龙能行雨的观念却是中国历来就有的。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来说，雨水的适量与否，决定着农业收成的丰歉及整个社会经济的成败，因而自甲骨文的时代起，祷雨祭礼便成了史册记载中的大事。在五花八门的求雨方式中，“土龙祈雨法”可谓中国持产，对后世影响甚大。据《淮南子·坠形训》高诱注，此等古法可溯源于商汤：“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现已发掘的甲骨卜辞中，有一片上面刻着：“其乍（作）龙于凡田，又雨。”看来，高诱的说法并非全无根据。塑造土龙以求雨，曾经在汉代大为走红，其操作方法详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不过又羼入了阴阳五行等内容，曼衍得相当繁复。后来在民间流传的“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其实就是同一种方法的延伸及简化。
这种随影逐形的求雨法，实际的效果如何，很早就有人怀疑，西汉的扬雄说过：“像龙之致雨也，难矣哉！”东汉的王充说得更加干脆：“土虎不能而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尽管如此，历代兴建的龙王庙。是只见其多，不见其少。究其原因，恐怕是一种残存的原始思维方式在作怪。在原始人的心目中，“美术像，不论是画像，雕像或者塑像，都与被造型的个体一样是实在的。”“从肖像那里可以得到如同从原型那里得到的一样的东西，可以通过对肖像的影响来影响原形。”因此，在难以寻见真龙的情势下,通过向龙的塑像、画像以及龙的“亲家”蝾螈、蜥蜴等献祭祷祝，照样可以达到人们所企盼的目的。这类在我们看来根本无法成立的神秘联系，早期居民是笃信不疑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文明社会的群体心理。
有关思维方式的比较暂且勿论，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泥塑的龙固然不能致雨，其被影射的原型--状如巨型蜥蜴的真龙，会不会致雨呢？
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任何一种动物崇拜，如果所崇拜的对象纯粹出于虚妄，那么，这种崇拜断不能维持长久。龙能行雨的迷信，既然在民间表现得如此顽强，其间必然隐藏着若干尚未探明的因由。远在蒙昧时代，人类就开始对某些动物潜藏的“灵性”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渴望利用动物的持殊能力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其至幻想自己就是某些“神异动物”的后代，这也是早期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一种稚态表现。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深受季风影响，故而旱涝无常；对于降水量的强烈
